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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宇之子韩康介绍说，这起案件的另一个疑点是，被害人一直明确表示实施抢劫的人有两个，不过警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韩宇的“同伙”。韩宇告诉记者，他面对警方讯问时曾多次表示，当晚进入老人家中的只有他一人，警方调取周边道路监控，发现一名骑电动车进村的男子疑似他本人，不过警方给他看的这段视频监控里，也显示只有他一个人。

2021年11月29日，利辛法院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后，再次就这起案件作出判决：“被告人韩宇在实施入室盗窃的过程中，使用轻微暴力劫取126元，转化为入室抢劫，依法应在十年以上量刑。但该量刑明显与其罪责不相适应，由于韩宇不具有减轻处罚情节，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对被告人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定被告人韩宇犯抢劫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世纪90年代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时候，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贫穷。有关部门对建立国家赔偿制度表示担忧，担心国家赔偿制度一旦建立，将会给国家增加不少负担，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的门槛不能太低，赔偿标准不能太高，否则国家财力难以承受。”顾永忠认为，现如今从国家赔偿制度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已经具备了对此类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的时机和条件。

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提出修改国家赔偿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吴宏耀进一步解释说，将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可以起到督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的作用澳门传真内部绝密传真资料，“国家赔偿是一种机关责任，只有当机关能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才会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轻罪重判的情形，法官个人办了一个错案，这是毫无争议的，追责机制上追究个人的司法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案件中机关没有任何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