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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选择通勤婚姻的都市青年夫妻具有高经济理性、高成就动机、高人格独立、高延迟满足、高观念契合五大特点，通勤婚姻往往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另一方面，空间的分离确实制造了夫妻双方物理和心理隔离，使得通勤夫妻在情感交流、生活合作、生育决策等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造成通勤婚姻家庭存在情感稳定性降低、性别分工不公和生育潜力浪费三种风险，值得关注。

例如，文章提到，经济安全感不足的青年人更倾向选择通勤婚姻。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家底不厚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其父母没有退休金，赡养老人的未来压力使得个体自我感知到家庭安全网薄弱，因此他们希望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对冲未来风险，从而宁愿抛弃传统的朝朝暮暮的婚姻模式，主动且无奈地选择了通勤婚姻这种非主流婚姻形态。

访谈还发现，往往是高学历女性拒绝去男方的工作地成为随迁妻子，而主动选择了异地的通勤婚姻模式。文献阅读中也发现，往往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工作选择空间小、议价能力低的农村女性，是被动异地或主动随迁的群体。这表明，通勤婚姻的选择恰恰是女性独立自主的结果。都市青年中的通勤妻子拒绝随迁，在婚姻框架下依然追求事业和生活的独立自主，有种独立自主的边界感，这种“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我们”的现代婚恋观也是通勤婚姻群体的一大特点。

另外，通勤妻子更多受到生育年龄的压力，更可能产生纠结感受。访谈发现，女性通勤婚姻者因为承担生育功能，承担更大的催生压力和生育焦虑。生育事件不可避免地使得通勤妻子面临一种抉择—选事业还是选家庭?虽然通勤婚姻通常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决策，但是在通勤婚姻中的角色分工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性，即男性中心成就主要体现在事业上，女性则被期待做好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当女性走进婚姻殿堂，要么选择母职，接受潜在的母职角色，完成自洽；要么突破固有社会角色，创造出一幕新的角色脚本，但这无疑是困难的。

在文章看来，通勤婚姻中的青年夫妻更多地体现了对生活经营的高经济理性和延迟满足预期，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发展与成就需求，更多地展现出现代婚育观的认知和行动倾向。虽然通勤婚姻是青年人对自己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机动安排，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一定程度上书写了现代社会中的性别新规，形塑了新时代夫妻责任分工。但是，单纯的数字媒介不能完全代替在场交往，长期异地可能影响亲密关系浓度和家庭婚姻质量；由于空间割裂以及传统性别角色惯性，易导致通勤婚姻中的女方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负担，特别是以生育为转折性节点，女性可能受到更多的外部压力和裹挟，在传统性别角色和现代平等思潮中沉浮与纠结；经济理性主导下的婚姻和就业决策更为现实和保守，低生育意愿似乎被反复加强，导致青年潜在生育意愿被稀释，家庭生育潜力被消解。从本质上看，家庭短期目标与长远价值之间的博弈是通勤婚姻的张力所在，维持长时间的通勤婚姻可能导致的情感风险、分工风险、生育风险客观存在。

陈香君等人最后呼吁，通勤婚姻中青年夫妻面对的挣扎和挑战，其实也是中国婚姻家庭发展和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挑战。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改变，我国人口的空间流动性还将继续加强，通勤婚姻所带来的空间割裂和身体缺场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悖，通勤婚姻仍然是一个在条件不足情况下的“凑合型”选择，是社会结构支持不足下的“被动型”决策。建议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履行“家庭和谐和生育帮扶”的原则，寻求制度突破以适应“通勤婚姻”的新常态，为通勤婚姻者在亲密关系、性别分工、生育实践等方面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提升其婚姻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例如，山东聊城有市政协委员提出，近年来，市级党政机关通过遴选、选调等方式从县里招录了一批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公务员。历经几年的岗位锻炼，这些从基层招录来的公务员成为业务骨干、单位的中坚力量。在这些业务骨干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务员两地分居，他们既要按时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又要照顾老人孩子维持好家庭，工作中、生活上、家庭里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尤其是二胎政策放开以后，上有二老，下有二小，赡养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抚养培育孩子的教育，各种压力相当大。长此以往，夫妻两地分居的现实情况，既影响家庭稳定，又不利于大胆推进工作。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答复称，公开选聘为解决两地分居等需要的基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到市级事业单位工作提供了平台，今后，我们将会同市委组织部、编办在编制空缺内，积极协调市直相关部门（单位）提供更多的岗位需求，用于面向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的招聘，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家庭和谐美满。

安徽六安市人大常委会网站2021年年末公布的一则建议答复函提到，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市内公职人员因工作调动、工作交流、工作安排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根据本人意愿开启人员流动‘团聚工程’，以解决工作原因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目前，在六安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方面，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从县区向市直单位调动，二是跨县区调动。

其中，2003年，为解决因组织调干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六安市出台了《关于组织调干后其配偶工作调动问题的通知》（六人〔2003〕11号）和《关于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调配审批程序等问题的通知》（六人〔2003〕9号），规定：领导干部工作调整到市直机关单位一年后，由其本人联系配偶拟调入单位，拟调入单位同意接收后，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人社部门审理，提请市编委会议研究。此项政策出台以来，有力推动因组织调干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解决。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实、执行力度，完善有关政策，更好地促进因组织调干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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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改善骑手激励机制”的措施中，该企业提出：通过引入培训、积分制等替代方案，将在2025年底前逐步取消骑手超时扣款，推动从负向处罚向正向激励的转变。在“加强骑手配送过程的行为规范与安全引导”的措施中，该企业表示：采取戴盔治理、弹窗警告，以及必要时限制接单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引导骑手遵守交通规则。

贺荣先后到江宁监狱、南京市江宁区上峰司法所、江苏（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等调研了解情况，与基层一线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交流，对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领导下，江苏法治建设和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贺荣强调，司法行政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等加强法治供给，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要按照部署扎实开展全国监狱集中学习教育，加强监狱管理和教育改造，精准开展社区矫正调查评估，落实安置帮教政策措施，做实做细人民调解，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要着力提升司法所工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基层依法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发挥江苏重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加快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服务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从1月份开始，产科床位基本处于满员状态。面对每月生育小高峰，产科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合理增加产科床位，对医护弹性排班，确保每位产妇都能得到充分的医疗照顾。在保障母婴安全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面对分娩量增加带来的压力，我们加强了医疗应急能力建设。通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医护人员应急反应能力等措施，确保了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该院产科负责人金丰梅表示。

“当下，珠海这个微观场域内的出生人口数量迎来小热潮，其中透露怎样的信号？”羊城派相关报道提到，珠海新生人口从2019年的2.07万人提升至2023年的2.2万人牛八体育平台入口，其间数值虽有波动，但相对平稳，保持相对稳步提升的态势。珠海人口增长的背后，也对应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牛八体育平台入口，从侧面反映出珠海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城市竞争力。

报道称，2024年，国内多地出生人口“小幅回弹”，在智谷趋势副总裁、上海纽约大学特聘研究员黄汉城看来，这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生育推迟而出现的补偿效应。“反弹虽令人鼓舞，但仍要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黄汉城表示，坊间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牛八体育平台入口，这意味着大量的外来人口汇聚在广东，这些人口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会带来一定的人口红利和人口增长，让广东保持相对独特的人口结构，“我们在人口存量的时代下，会发生马太效应，珠三角地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

《广州日报》10月报道提到，广州或在龙年迎来一个生育小高峰。作为连续20年“广州第一产房”（分娩量全市最多）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其分娩量可视为全市出生人口“风向标”。今年在该院“报到”的宝宝们同比去年明显增长，1至9月已有超过2.3万人在此出生，分娩量同比增长近15%，预计今年全年分娩量有望达到3.2万，接近近5年该院最高峰。

报道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产房护长颜凤介绍，过去不少人认为8月底是一年内产房的高峰期，实际上现在人们观念有所转变，根据该院产科门诊建档情况来看，“整个下半年都是高峰”。目前估算，今年全年该院分娩量有望达到3.2万，“和2016年左右的二孩生育高峰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接近最近几年的最高峰水平。”据悉，在今年以前，近年该院最高分娩量出现在2019年，共出生3.3万个宝宝。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广州全市前10个月的分娩量已经超过15万人次，我们妇儿中心三个院区的分娩量已经超过了2.8万人次，其中增城院区已经超过8000人次。”其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任、院长周文浩又在接受羊城派采访时表示，广州有着旺盛的生育意愿，产科分娩量逆势而上，这也促使妇儿中心更要高质量发展。报道透露，在全国分娩量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下，广州预计今年将会比去年分娩量有10%-20%的上升。

提案中显示，经调查，近年来，岳阳市出生人口数量同样呈明显下降趋势，2017年岳阳市机构年分娩量达高峰69363例，此后年分娩量大幅下降，到2023年机构年分娩量24979例，下降幅度分别达63.99%；2024年1-11月机构分娩量22318例，较去年同期辖区下降2.83%。这导致市、县不同医疗机构产科资源大量流失，医疗资源严重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间医疗服务能力及服务水平差异分化情况。

根据1-5月已出生人数和6-12月预计出生人数，2024年全年保山预计出生15932人。该报告指出，从现有数据看，2022年、2023年保山全市出生人口1.76万人、1.77万人，2024年预计出生1.59万人，比前两年减少1700人左右，出生人口并未因2024年是生肖龙年而有所增加。这说明，逐年降低的生育牛八体育平台入口，与文化观念转变、生育观念转变密切相关。除此以外，也受结婚年龄、生育年龄推迟，新进入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经济发展水平，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不断攀升等众多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