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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智多杰：萨迦寺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市的古城萨迦县，地处仲曲河南北两岸c7c7.cpp老版本，由萨迦北寺和萨迦南寺两大部分建筑群组成，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祖寺c7c7.cpp老版本，萨迦派创始人昆·贡觉杰布于1073年修建。萨迦是藏语，意为灰白土。有别于其他藏传佛教寺庙外墙的红、白、黄色，萨迦寺的外墙由红、白、藏青三色组成，藏青褪色后呈现深灰。1244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成吉思汗孙子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从此，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萨迦寺一度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随后，在元朝中央政府任命萨迦派官员管理西藏地方的100多年中，萨迦寺从祖国内地和西藏各地聚集了大量珍贵文物。例如元代中央政府给萨迦地方官员的封诰、印鉴、冠戴、服饰；元代将军所佩带的刀剑和盔甲；八思巴任法王掌管西藏地方和佛教事务时c7c7.cpp老版本，集中西藏地区的书写家抄写的佛经、世上最稀有的贝叶经书，以及有关历史、宗教文化、哲学、医药、戏剧、诗歌、故事、天文历算、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方面的书籍四万多部；还有元明清时期的瓷器、壁画、佛像。同时，该寺书库内还珍藏着大量重要文献资料。故此，人们把萨迦寺与敦煌相媲美，将其誉为“第二敦煌”或“雪域敦煌”。

敦煌莫高窟和萨迦寺都是中华民族璀璨的文物宝库，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时间延续上，敦煌莫高窟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前后延续约千年，萨迦寺创建至今也有近千年历史；文化接续上，萨迦寺承前启后，延续了敦煌莫高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上，敦煌莫高窟“沉睡”了800多年后被世人发现，而萨迦寺则在地上，在高原人民的保护和传承下璀璨了近800年。

经书墙主要有《甘珠尔》《丹珠尔》等，仅主殿内就藏有上万部元代和元代以前的佛教经典。八思巴执政时期，征集全藏的艺术家和缮写家，用古藏文以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手写完成经书，多数为绝代精品。其中有被誉为世界造纸之最和经书之最的“布德加隆玛”大藏经，还有一部明永乐时期的《华严经》。萨迦寺收藏的手抄本和印本书中既有汉、藏、蒙、梵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也有蕴含各民族深厚文化内涵的书籍。

壁画墙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宗教、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以佛经、教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昆氏家庭史、萨迦史、山水景观、花卉瑞兽、装饰图案等为内容。其中，以八思巴会见忽必烈、萨迦寺建设场面等最为珍贵，是萨迦寺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壁画。从这些珍贵的绘画艺术中，也能发现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交流频繁。

总之，历史上的萨迦寺，是祖国内地和西藏地方通往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地。萨迦寺所藏文物，体现了中华文化是在自古以来的各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形成的，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特质。萨迦寺所收藏的文物和典籍浩如烟海，无论是从留存至今的藏书数量来看，还是从文物价值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化互通的历史事实。“四大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遗产，体现了汉藏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

尤其是主殿内最粗的柱子，与元朝皇帝忽必烈有关。大殿中央四根大柱子中，最粗的那根叫“忽必烈皇帝柱”，又叫“加那思钦噶瓦”，意为汉地金宝柱子，相传是忽必烈赠送。萨迦派在短短十几年里，凭借忽必烈的支持，成为后藏地区最有权力的派系。就连元朝的驻军，都奉命从陈塘沟搬运巨木参与建设，萨迦寺也因此成为西藏当时最巍峨的寺院建筑。

1288年，南宋第七位皇帝赵显在萨迦寺出家，法名为合尊曲吉仁钦，“合”指皇帝，“尊”指僧人，“曲吉仁钦”意为法宝，法名意为皇家僧人法宝。他潜心学习藏文，研究佛法。经过多年苦读，通晓藏、梵文，贯通佛学c7c7.cpp老版本，成为佛门学问僧，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其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赵显在西藏与当地僧俗信众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将内地的汉文化带到西藏，并将其在西藏生活的信息带到祖国内地。此事说明了早在宋、元朝代更替之际c7c7.cpp老版本，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融入了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大格局之中，还在经济文化上进一步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

项智多杰：2002年6月启动、由国家投资8660万元人民币的萨迦寺维修工程竣工后，萨迦寺文物和典籍均得到有效保护。随着时代发展，要在坚持保护为主的第一原则基础上c7c7.cpp老版本，在做好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的同时，合理利用宝贵资源，加强文物研究，深入挖掘萨迦寺内文物所蕴含的深厚价值，让文物活起来，不断丰富社会文化滋养。

基于多年数字化工作积淀，敦煌研究院通过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建立起数字化档案。而萨迦寺作为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需要加强数字化保护工作。在确保寺内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数字化建设、建立文物数字档案，可为今后的保护、研究奠定基础，也能让更多研究人员和游客一睹文物风采，并进行相关文物研究。通过数字化建设，萨迦寺与敦煌也能更好地“联动”，使保护与利用变得更为有效。(完)

项智多杰，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藏研究》藏文版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委会第四届常务理事，曾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从事藏传因明与藏传佛教思想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玄奘译著《正理门论》藏译及研究”(优秀)和“拉喇嘛益希沃传翻译与研究”。出版《藏传因明逻辑思维新探》《桑普寺历史文化及其现状研究》《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概论》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论藏传因明中的辩证思维》《对因明正理门论是否传于西藏的几点质疑》等学术论文40余篇，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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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分析，近年来，“景区禁止游客食用泡面”等规定频繁引发社会讨论，主要是因为游客在一些景区内所购买的消费品，价格高于日常的数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食品进入的行为在很多时候属于明显不公平，与法律的公平原则相违背。如果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食品的真实目的是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游客购买景区内的“高价食品”，则可能构成强迫交易，游客有权进行维权。

“当景区内部同时销售禁止游客携带的相同商品且价格高昂时，便与禁止自带食物的规定形成了鲜明矛盾，导致游客难以信服景区的初衷仅为生态保护。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性加剧了公众对景区规定的质疑，游客因此感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进而引发景区与游客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信任危机。”刘思敏分析，这是价格合理性与消费者预期之间的差异问题。

“具体而言，如敦煌、九寨沟、张家界等景区，因其不可替代性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源于自然或历史)，被视为独特且珍贵的公共资源。”针对此类景区，刘思敏认为不应限制游客携带食物与水源c7c7.cpp老版本，因为这些是游客基本需求的一部分，且景区作为公共资源，应保障游客的合理需求。然而，对于特定区域如敦煌洞窟内部，由于保护文物的需要，确实需要严格管理游客行为，防止乱丢垃圾等破坏行为。在此情况下，探讨并实施有效的管理与处罚措施。即对于公益性重要景区，应平衡游客需求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既要保障游客的基本权益，也要加强对文物及自然环境的保护。

据公开信息，上述稻城亚丁景区售卖的22元热干面c7c7.cpp老版本，在景区外的超市售价仅8元。有游客在广东珠海长隆度假区某餐厅就餐时，两个人点了一份鸡肉饭套餐、一份河粉、一份鱼丸、两杯饮料花费200多元，两个人都没吃饱但“舍不得再点”。江苏游客黄女士不久前去内蒙古某湿地公园旅游时，发现景区物价贵得离谱——市里3元的冰棒在景区10元一根，一小瓶酸奶也要十几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认为，依据价格法规定c7c7.cpp老版本，除了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其他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景区售卖的食物饮料价格一般属于经营者自主制定价格的范围。

“从为游客提供更加满意的服务角度来讲，建议从两个方面对景区现有的商业运营与管理进行优化完善。”齐晓波建议，一是景区在出台相关规定时，应做到事前与游客充分沟通调研、事中在景区相关宣传中充分告知、事后在遇到问题时及时调整完善；二是景区应做好商业利益与游客需求的充分结合，对景区内的餐饮、住宿以及旅游商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合理定价，既要考虑到特殊消费场景的品牌溢价又要兼顾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原则。

“对于景区商品或服务定价高的问题，若景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公共性，消费者有权要求合理定价并携带必要物品。同时，对于违反公共秩序和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应实施严厉处罚。这既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至关重要。”刘思敏说c7c7.cpp老版本，对于经过商业改造的普通景区，其商品价格应遵循市场规律。

朱晓峰认为，景区面向游客开放，一方面应提升餐饮服务质量，确保景区内的美食街和餐饮点提供丰富多样、价格合理的餐饮选择，满足游客的不同口味和需求。对景区内提供食物等服务进行合理定价，确保价格透明、公正，避免过度商业化对游客利益造成损害。合理布局餐饮点c7c7.cpp老版本，确保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方便地找到餐饮服务点，减少因寻找食物而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实行灵活的管理政策，如允许游客自带泡面进入景区，但明确规定在指定区域如休息区内食用。

“还可以增加巡逻人员，对游客食用泡面的情况进行监管，及时纠正不当行为，同时引导游客到指定区域用餐。增加垃圾收集点和垃圾桶的数量，提高垃圾清运频率，确保景区内的垃圾得到及时处理等。”朱晓峰说，景区应加强与游客的沟通与交流，通过问卷调查、意见箱等方式，定期收集游客对景区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管理措施和服务水平。